第25章 知向谁边[第2页/共3页]

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，并且相辅相成。白居易写了《长恨歌》，陈鸿就写《长恨歌传》；白行简写了《李娃传》，元稹就写《李娃行》。向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浅显文学传奇，竟然毫无停滞地“同流合污”。

农夫赵光奇确切光奇，天子唐德宗却实在不德。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：朝廷体恤公众的统统诏令，到了处所上向来就是画饼和空文。德宗不处理这个底子题目，只是赔偿赵光奇一家，又有甚么意义？难怪司马光很不觉得然。[273]

德宗奇特：丰衣足食，为甚么不幸运？

的确，因为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宦途，并逐步成为官僚步队的支流，文学艺术的布衣化已是局势所趋。究竟上，正如欧洲的文艺答复指向将来，古文活动也是借复古之名，行创新之实。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，则实在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认识形状和话语权。

与盛唐一样，这内里表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力，是本性的张扬和幸运的寻求，只不过本性更加光鲜，对幸运的了解也各不不异。以是，韩愈能够因对峙己见而获咎天子：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；杜牧也能够不管不顾地流连忘返于红灯区：十年一觉扬州梦，博得青楼薄幸名。[278]

可惜在王朝期间，立法者的美意常常是一厢甘心，中晚唐天子的诏令更一定能真正实施。贞元三年（787），天下大歉收，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，粟八十。为了制止米贱伤农，帝国命令以平价收买粮食。这当然是中心当局的惠民政策，成果倒是农夫苦不堪言，怨声载道。

是以，韩、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，决不晦涩难懂。比如韩愈的《师说》：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前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此罢了。又如他的《杂说四》：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至于柳宗元的《小石潭记》，更是不压韵的口语诗：

没错，科举制和两税法，都是无益于他们的。

德宗感喟，命令赔偿赵光奇。

但，实施两税法今后，帝国变得安宁富庶，官员也变得豪阔起来，则是究竟。更首要的是，因为唐朝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，成于玄宗之代，极于德宗之世，以是缔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，便成为汗青的一个分界点——而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层的政治舞台。[274]

但这并无毛病白居易写出极其高雅的七律：

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气象。实际上德宗今后，上层民风日趋豪华，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髦。英勇豪放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，芳华幼年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，突破传统的背叛氛围也不大有了，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、丹青、围棋、占卜，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彩饮食。[270]

窜改与两件事情有关，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。后者简朴地说，就是以田亩为单位肯定地税，以贫富（户等）为标精确订户税，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停止交纳，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，其他苛捐冗赋全免。因为有地税和户税两种，又是夏秋两季征收，以是叫“两税法”。[271]

德宗天子得知这一环境美满是不测。十仲春某日，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，便信步走了出来。或许，他是想趁便做一次调研。当然，更能够是想听到歌功颂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