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4章 风流大宋[第3页/共3页]

晏殊，字同叔，其年幼而颖慧过人，三岁能认字，五岁能题诗作对，作《题所居道傍白塔》诗曰：“白塔青松古道西，塔高松矮不能齐，时人莫讶青松小，他日松高塔又低。”七岁已博览群书，琴棋书画，样样精通，乡里间视为神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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熙宁四年仲春，王安石在所拟鼎新科举的中书札子中，以为：“古之取士，皆本黉舍，品德一于上，风俗成于下，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。”是以他提出“宜先撤除声病偶对之文，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”。“贡举新制”规定，应举人不再测验诗赋、帖经、墨义之类，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为本经；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兼经。同时废罢明经诸科，另设明法科，凡是本来招考明经诸科，而又“不能改试进士”科的，考明法科，“试以律令《刑统》大义断案，中格即取”。新的明法科，时称新科明法。

神宗天子言：“今谈经者大家殊，何故一品德，卿所着经，其以颁行，使学者归一。”以王安石为首的鼎新派以“新学”派的观点撰注《诗义》、《书义》、《周礼义》，合称《三经新义》，于熙宁八年公布黉舍，作为教科书。而后，《三经新义》成为科举测验的根据，以此提拔拥戴鼎新的官员。元佑时，新学派遭到打击，但理学派、蜀学派，都还是小学派而未遭到正视，只提出“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，令天放学官讲授”，并不得援引王安石的《字说》，而要求用“诸家之说”，以及测验“添诗赋”，但未规复帖经、墨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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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他并不发怵，毕竟多了千年的见地，这些年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、一心只读圣贤书，诚如苏轼所言，非论是经义或诗赋，都算是底气实足。这时的科举，尚没有明清时那么变态，八股文能活生生将人变成陈腐之徒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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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这大宋朝算是开放的，这是个奇异的年代，其大胆先进之举和现在比起来还毫不减色。